原作：郑文明
郑叔叔是我父亲的战友，他们最近邀请中风卧床六年的父亲加入了他们的战友微信群，并转贴了郑叔叔的这篇记载着他们年轻时代去西藏高原勘测邦达机场的回忆录。我的父亲就是文中提到三次的大学生刘石合。
关于邦达机场的介绍【引自维基百科】：昌都邦达机场（藏语：ཆབ་མདོ་སྤང་མདའ་གནམ་གྲུ་ཐང་，威利：chab mdo spang mda’ gnam gru thang，IATA代码：BPX；ICAO代码：ZUBD）是一座位于西藏昌都市八宿县邦达草原的民用机场，距昌都首府城关镇123公里，是离城镇较远的机场，机场属4D级民用机场。其处于海拔4334米，是世界上海拔高度第二、中国第二高的民用机场。由于高海拔机场空气稀薄，空气阻力减小，飞机的起飞和下降性能受到很大影响，需要比低海拔机场更长的起飞和降落距离，为使航班正常起降，邦达机场拥有世界最长的民用飞行跑道，长达5500米（旧跑道）。
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下邦达机场的照片:
引 子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边疆一片红，长白千里战鼓隆隆，海南江畔红旗飞扬，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朵葵花向阳开，延边人民无限忠于您的伟大思想，啊——毛主席，我们无限忠于您，您的教导牢记心上……”
每当哼起这首歌，我的脑海里，余音绕梁，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在那西藏边疆的日子，回想起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回忆起那段艰苦工作、不平凡的工作历程，回到了那个浮想联翩、终生难忘的地方——西藏的帮达草原。
这是一片人烟稀少的疆土，一块空气稀薄的地方，一段难以忘却的往事。像清教徒式的那些日子，却是我军旅生涯中，感触良多、回味无穷的时刻。它虽没给我的人生带来辉煌，却给我感悟：它教我懂得人生的意义，让我知道苦乐的涵义，使我受用终生。
两度高原情结，400多个日夜，海拔4,300多米，7,000多公里行程……难忘啊，帮达！多少回梦里，我回到你身边，魂牵梦萦，有一种力量驱使我，要把这有意义的从军历程记录下来，聊以自慰。我与战友回忆起这段往事，他们亦有同感。
让我以此为契机，再现当时社会背景，从头开始，突显重点，愉快地将我近21年的心路历程凝聚在这字里行间。
第一节 入伍感怀
1969年2月9日上午，一列满载新兵的闷罐车，从长沙火车北站开出。经过武汉、郑州、西安和宝鸡，于13日凌晨时分，列车停驶在成都火车东站。
火车夜晚到达，部队要等到天亮才行动。几天的长途行驶，习惯了在行驶的噪声中睡眠，老停在那里，却时而醒来。伴随着车站里的火车蒸汽机头鸣出的阵阵汽笛声，我陷入连绵的回忆中……
一个月前，空军的接兵部队来到我们长沙县福临区。
“响应祖国召唤，踊跃报名参军”、“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和“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等红、黄、蓝色标语，贴满了全区的村头巷尾。
稚气未消、几天前刚过18岁生日的我，怀着憧憬美好未来的心愿，到大队部报了名。不几天，经过政审，我们陆续来到福临区医院，参加体检。几天后，我们分别得到通知，我和大队三名青年体检合格。经过再次复检合格后，我们四人被正式批准入伍。
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2月3日，我的入伍通知书是由开慧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黄意良副主任，陪同接兵部队的两位排长冒着大雪送到我家的。在我们那个小山村，是很少见得到军人的，听说解放军来了，喜出望外的我匆忙从外面跑回家，由于雪盲看不清，我一时没能辨清来人。
清泰大队党支部，为我们举行了简朴的欢送会，一杯清茶和许多嘱咐、期盼，代表了全大队一千多社员的心愿。党支部书记李顺庭同志在文艺演出谢幕时，把我们领上舞台，在他介绍我们被批准入伍的消息后，全场响起羡慕的掌声。我们怀着窃喜的心情深深地鞠躬，向全体贫下中农告别。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去了本生产队部分贫下中农家里辞行。老贫农黄少和对我说了嘱咐的话；看着我长大的郭四伯母，送我2元钱，表示祝贺; 刚生孩子的堂姐平习，也让姐夫送来茶水钱。我还特意去施家冲看望了病入膏肓的张庆生叔叔,送他2元钱表示慰问……
离家时的情景没能忘记：2月5日下午，我离家去公社集合。临行时，我向83岁，视力很差的祖母道别，她老人家眼里噙着泪花，步履蹒跚，特意把我送出家门口。她少有送别儿孙的经历和习惯，如今喜爱的孙子要出远门，怎能不送一程？
（5年后的1974年2月4日，89岁高龄的祖母病逝。）
从接到入伍通知书起，母亲多次暗自流泪。那天，她眼含热泪送我好远。没有过多的叮嘱，她把对我的嘱咐、愿望，伴随求上华山岑三菩萨保佑的祈祷，默念在心里……
1964年冬天，19岁的二哥报名参军，体检、政审都合格，最后一关是家访。接兵领导来到我家，问我的母亲：“您舍不舍得让儿子去当兵呀？”没有多少文化、不会说话的母亲是心直口快的人，她实话实说：“有点舍不得。”后来的结果是二哥没能去当兵。母亲感到些许内疚。
父亲接到信从工厂赶回家来为我送行。平时话多的父亲，此时少言寡语。他怕影响我，没有眼泪，未显伤感，把我送至半路，就乘车回工厂去了。
2月6日上午，我们全区的应征青年被戴上大红花，乘县武装部派来的解放牌卡车，到达长沙市河西的湖南师范学院内，住在教室里。晚上，在县委大礼堂, 我们参加了县里为新兵团召开的欢送大会。身着军装的县革委会李国谦主任，在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表达了县革委和全县人民对我们的厚望。2月8日，征兵站给我们发了新军装。穿着又大又长、没戴领章帽徽的军装，成为准军人，面貌一新的我们，惟有欣然对笑。
穿上了军装，是一种身份的转换。它是一种责任，也是履行新的使命和义务的开始。我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想到那么多。
2月9日上午，我们全体新兵，背起背包和行装，从师范学院步行到长沙火车北站（货站）上火车。那时长沙市的湘江上没有修桥，我们乘渡轮过的河。可能因为是军事行动，车站里，没见欢送的标语，也没有送别的人群。火车开动后，有的战友因为想家，轻声抽泣。我也有离别家乡依依不舍的心情。
火车北行不久，约莫上午11时许，在一个车站临时停车。因为闷罐车空气不流通，每遇到临时停车，带队的排长，都会推开中间大门换气。
啊！这不是我再也熟悉不过的高家坊吗？它是我父亲工作的地方——湘阴县高家坊砂石工厂就在车站对面，我从小就到这里来玩。看到站台对面的石料场有工人在作业，我急忙请他们帮忙叫我父亲过来。一会儿，父亲匆忙跑过来了。
52岁、头发花白、身患高血压病的父亲，身着打补丁的黑布衣裤，脚穿棕色洋袜和胶鞋，肩上扛着一把铁锄。意外地见到我，他喜笑颜开。
我和父亲寒暄家常后，将他介绍给带队排长，他用粗壮带茧的手握住排长的手，讲了些拜托之类的客气话，排长也说了几句宽慰话。少顷，父亲问我想不想吃包子，我点头后，他钻过火车跑到车站旁边的饮食店，给我买来一盘热气腾腾的糖包子。我分给战友们一起吃，大家你一个我一个地吃开了。看到大家人多,包子少不够吃，父亲又去买来一盘包子，算是送行招待大家。不一会儿，因为还有人想吃，父亲又买来第三盘包子。这时，带队排长怕影响不好，采取果断措施，不许大家再吃包子。车门推上后不久，列车就开动了，没有窗户的闷罐车厢让我没能向父亲招手告别。
这是一次偶然而平常的相见。然而，我却是全车新兵中，唯一最后与亲人告别的新兵。父亲就是最后一个带着祈愿祝福送别全团新兵的亲人。
近乎文盲、不会写信的父亲，在我三年后探家时，才欣慰地告诉我，那10个包子（0.5元）他全额退掉了。我心酸的是，他，就不配吃那几个包子吗？
父亲月薪30多元，要维持全家开销，还要接济亲友，常手头拮据。我要去当兵，他没有给我茶水钱。我能体谅父亲当时的境况：也许还没有发工资，也许不想娇惯我，也许根本不知道要打发即将远行的儿子。他常对别人说，疼儿女要放在心上。父亲的为人，父亲的艰辛，父亲的节俭，父亲对我恩重如山的情份，历历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20年后的1989年11月9日，72岁的父亲在中风15年后去世。）
我抱着懵懂奔前程的心理，带着全家人的嘱托和乡亲们的期望，走上一条从军之路，一条可能是前景光明的路。父母亲的精神和品格是我进步的动力。
有生以来，第一次远离父母和家乡，第一次来到这座遥远而陌生的城市，今后的日子将怎么过呢？我陷入了对父母亲、祖母和全家人深深的思念之中。这一别，还不知何年能见到他们……
起床的时间到了,带队领导轻声地叫醒了我们。我们打起背包，在成都兵站吃过早餐，乘部队派来的卡车，经过市内，浩浩荡荡，朝南郊方向行驶。阴冷的成都市区，在我眼里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经过约20分钟行驶，车队到达成都市太平园3号院——7237部队315分队（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新兵团一营三连）。这里是南郊的一个军用仓库，它就是我们集训的地方。
我们新兵三连有140多人，全是我区五个公社的应征青年。开慧公社的新兵编为二排。排长杜长仁同志，北京人，1966年入伍。他，高高的个儿、魁梧的身材、标准的普通话，言谈举止间，颇有军人的素养。“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印”，这是连长刘继武同志对他的评价。他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他有收集旧邮票的爱好，新兵家信多，他悉数收购，我们也乐意“孝敬”。他的脸上局部有些凹凸不平，有多事的战友背后给他取了个不雅的外号：杜麻子。其实，给人取外号固然不好，但生活中常见。没有过分贬义的外号，有时反映出外号人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较矮的副排长曾德寿同志是四川人，他的个性特征不明显，加之他提前离开新兵连，我已记不清他的特点了。较胖而结实的副连长陈飞云同志是勘测队物探技术员，他的队列素质较好，喊的口令口齿清晰、声震全连。中等身材、较瘦的指导员李庆洲同志是政工干部出身，上政治课是他的拿手好戏。山东口音、身材较高、戴圆形眼镜的连长刘继武同志是后勤部军械处的助理员，他有军事干部的才能和儒雅的军人风度。这些从各单位临时挑选来的新兵连干部，都是各有所长的带兵人和干部苗子，杜长仁和其他排长都是待提干的优秀战士。
我们大队的周光祥、林军、聂交华和我都分在四班。同入伍的向志七同志是竹山大队人，他担任我们班班长，他像兄长一样待我们。
林军，原名林少奇，为了与当时被称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划清界限”，舆论要求他改名。他提出后，连里也同意。改什么名呢？连长说，既然当兵了，就叫林军吧。他的改名报告还是我替他代写的呢。聂交华同志申请改名聂斌，没有得到批准。
我们到达成都时，只剩几天就要过春节了。想家、水土不服和严格的军营生活，使我一时难以适应。好在连里安排参加各种活动，每天都是满满的。到附近的空军5701厂观看该厂子弟学校对解放军的春节慰问演出，使我们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解放军的热爱，我们沉浸在节日喜悦和当解放军光荣的自豪之中。
一个别样的春节就这样来到了。大年初一早晨，排长集合全排准备去饭堂就餐。在将要起步走的时候，我突然眼前一片黑暗，无法行走，急忙向排长报告。我踉踉跄跄向几米外的平房宿舍走去，由于头晕眼发黑，差点撞到墙壁上。战友们急忙把我扶到床上休息。饭后，杜排长带给我一份用信纸包好的白糖(约两勺)，这是早餐吃糯米饭分配给每人的，我连这顿像样的过年早饭也没吃成，多亏了体贴的排长想到了我的那份白糖。这是我身体水土不服的毛病，它留给我的是难忘的记忆。
新兵连能吃饱饭，但伙食较差。可以想象，每人每天0.438元的伙食标准，临时的连队又没有养猪、种菜，能好到哪里去。那时，大米和面粉价格每斤约0.13元，士兵粮食日定量是1.5斤（粮食每天花去0.2元左右）。除了粮食定量高过市民外，伙食标准与广大市民接近，这是军队与人民群众共艰难的体现。想想当兵前，在农村多数人也就基本能吃饱饭，因此，心理上没有太大的反差。
（两年后，士兵的伙食标准由每人每天0.438元提高到0.44元。）
到达新兵连不久，得到通知，从1969年4月1日起，全军取消义务兵免费军事邮件。8分钱一张的寄信邮票，我们要自己掏钱了，这对一月只有6元津贴费的我们，自然不是个好消息。我们当然晓得，这是军队不搞特殊和减轻国家负担的举措。在那个广大人民群众还不富裕的年代，是有积极意义的，何况当时就有“一个兵要数个农民养”的说法。抓紧时间多写几封免费家信，对我们是一举两得。
我在新兵连收到的第一封家信是29岁的大哥从湖南邵阳写来的。他对我当兵表示由衷的高兴和祝贺，对因工作没能回家为我送行表示遗憾。他还写到“逗人喜爱的晖妹子还没有见过敬爱的文叔”这句至今还能记起的话。我第一次感受到家信带给我的除了欣慰和关爱，还能消除想家的心理。这也是新兵都盼家信的原因之一。
（1974年我提干时，全军恢复了义务兵免费军事邮件。）
新兵连的主要任务是上课学习和队列训练。李指导员讲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政治课；刘连长授阶级斗争形势课；学习毛主席著作；宣讲《三大条例》；进行系统、严格的队列训练等。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活动：点名、教唱革命歌曲、开班务会等。只有周六晚上是自由活动，可以写家信、做私事。一日生活条例化，这是新兵必须做到的。没有多少时间让你去想家，也是新兵连的特点。
大年初二，我们去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简称成指）司令部、政治部参加迎接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活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赠送成指一尊毛主席半身塑像。我们隆重、热烈地夹道欢迎用敞篷汽车请来的毛主席塑像。齐鸣的鞭炮声、掌声、口号声和广播里的歌声交织在一起，使党校大院顿时呈现出特大喜讯和重大节日双喜临门的喜庆之中，好一派盛况空前的动人场面。这是省革委对子弟兵最大的政治关怀。晚上，我们还观看了省革委为成指部队的专场慰问演出（演出京剧《沙家浜》，放映电影《地道战》），大家好高兴啊！
在上级安排下，有部分新兵去成都军区大院参加制作大型毛主席塑像的劳动。胡志全战友在劳动时，手不慎卷入碾磨机中，出院后成为残疾人。满怀抱负参军，还在新兵连，就成了残疾人。因公致残虽然光荣，却是他终生的不幸。
上级还安排我们到附近太平寺机场旁边的农场劳动，那里有一大片肥沃的机场空地要改成稻田，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青年，却是有了用武之地。上百亩用拖拉机耕过的黝黑的土地，被我们还不习惯用铁锨的手，垒成条条笔直田埂的方块水田。（作为后勤部的农场，我们后来在机关每年都要去那里种植和收割水稻。这既享受了新鲜的劳动果实，又得到了劳动锻炼。）
在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活动中，连里请当地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作报告，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以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通过吃“忆苦餐”活动，让我们不忘记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是新兵阶级教育的必修课。我军的光荣传统、军纪和法纪教育是我们的必修课。
有一天晚上，连里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全连列队完毕后，连长急迫地说，某军工厂遭到阶级敌人破坏，需要我们马上去抢险。我们穿着棉衣棉裤，扎着腰带，围着空军5701厂跑步行军一大圈。返回后才知道，原来是紧急集合训练。我们的棉衣都汗湿了。第二天穿着没干的棉衣，照样参加学习、训练。现在想来，也真有点苦。
牢固树立战备观点和敌情观念，也是新兵训练的重要课目。
从小生长在农村的我们，自由散漫惯了，从来没有过这种严格军营生活的经历，感觉不自在、想家和过不惯紧张生活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上政治课时，指导员让我们齐声朗读毛主席的教导：“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征……”我们已经把这些毛主席的语录背得滚瓜烂熟。
两个月的新兵集训，连里先是举行领章、帽徽发放仪式，后来又发给每人一本鲜红、精致小巧的《毛主席语录》、一套总政语录像章、一个针线包（传家宝）。这些象征军人形象标志的物品，让我们激动了一回又一回。
戴上了鲜红的领章、帽徽，连里请来照相馆师傅为我们照相，这是大家的共同愿望。我穿着佩戴有毛主席像章的军大衣，头戴栽绒帽，手握《毛主席语录》本站在红旗（象征军旗）和毛主席像前的那张黑白像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
收集、互赠毛主席像章是个人一项有意义的业余活动。有的老兵，像章别了几条毛巾。金黄、鲜红和崭新的毛主席像章，别在雪白的毛巾上，鲜艳夺目、金光闪耀，美不胜收。它，作为个人收藏品，政治意义大于个人情趣。大家都以收藏毛主席像章的数量多、直径大为荣耀，有的像章直径超过十厘米。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也收藏了几十枚毛主席像章。
1969年4月1日至24日，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大会：党的“八大”是1956年召开的，至今已经13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纵深阶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确立党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方向，需要我们党从思想、理论和组织上解决重大问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在盼望“九大”的召开。
军队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政训练自然是走在最前头。那时不实行更多考核制，但培养政治合格的军人是首当其冲的任务。我们白天加紧队列训练，晚上学唱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歌曲，《满怀激情迎九大》就是当时唱响全国的歌曲之一。毛主席说过的“四川很有希望”和“革命委员会好”成为随处可见的大门对联。
我们新兵连的游行方队，参加了成都市几十万人的庆“九大”游行。我看到，满街的游行队伍，到处是欢乐的人群;街道广场红旗招展，歌声、鼓乐声和鞭炮声汇聚在一起，使百多万人口的成都市区呈现出举国欢腾的热闹景象。张张笑脸写在人们的脸上，幸福情感埋在年轻军人纯洁无瑕的心中。它使我感受到那个火红的岁月，火一样的青春年华，在那个年代的个人价值。
我们沉浸在对党和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的热烈氛围之中。这是一种自发的情感，这种情感还可以从人民群众那里感受到。作为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我们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唱着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歌，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按最高指示办事。我们唱着那些在今天看来有些狂热的歌曲，是出自内心的，是激情和快乐的流露，我们和那些歌曲的词曲作者的心灵相通。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庆九大，庆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您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毛主席亲手来缔造，亲手来缔造，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满怀激情庆九大》）
“毛主席啊！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像葵花，在您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您是光辉的北斗，我们像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您的思想是春天的雨露，我们在您的哺育下，茁壮地成长……”（《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全国人民同唱一类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正气压倒邪气，呈现出大团结的局面。虽然，今天看来，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犯了错误，党内的极少数阴谋家挑起全国内乱不得人心，一些群众的不理智行为不是他们的过错。广大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都是好的，我们党也是好的。我们党自己改正了错误并最终战胜阴谋家。毛主席在“九大”的开幕式上说：“我们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胜利。”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心，继续前进。这是党心、民心的主流，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的。
在欢庆的日子里，我们以政治合格的军人，戴上鲜红的领章、帽徽，分批分到各个老连队。新兵连由此解散了。
如果说应征参军是解决了组织上入伍的问题，那么新兵连集训就是要取得军政训练的合格证。当然，要当一名真正合格的军人，还要看个人的造化。
第二节 勘测情结
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新兵连集训后，4月4日，我和20多位战友被分配到后勤部汽车教导连（311分队），准备学开汽车。啊，真没想到，我会和八年前的雷锋同志一样，成为一名汽车兵。当兵能开汽车、学技术，是当时入伍青年最好的机遇，我心里不免有几许高兴。
可是，当天吃过晚餐后，连里突然通知全体新兵集合。张指导员正式宣布，接上级通知，因工作需要，从我连调以下9位同志去勘测队（313分队）：宁胜武、李斌、郑文明……
我们打起背包，马上乘解放牌汽车去后勤部勘测队。在车上，有的战友流泪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勘测队是干什么的，对丢掉开车这份工作感到惋惜。我懵懵懂懂，感觉无所谓。（后来的事实是，我们这批兵中，在勘测队提拔干部的人数比例是后勤部最高的连队。）
我的好战友向志七、向放军、林军、喻力士以及朱明华、黄小年、黄银辉等同志被分到后勤部直属库；聂交华和彭军陆同志分到后勤部制药厂；周加良、彭瑞其、彭军民等同志分到后勤部汽车教导连；表哥汪耀泉及周光祥、陈金树、黄泽贤、陈映典、谢武权、彭正国、张佑云和曾泽强等20多名战友一起分在后勤部勘测队；许健康、周小桃、彭庆林等同志分到后勤部军械修理所……
文革停课以后，大学都没有开学。刚组建3年的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简称：成指）后勤部，就驻在成都市南郊武侯祠附近的西南民族学院内，勘测队也驻在民族学院内。（成指司令部、政治部驻在原四川省委党校内。）
勘测队是后勤部直属分队，连级建制，全队60多人，分六个组（班）和一个队部。副队长李金柱同志，在赵队长调离后，一直代理队长，他是队里的主心骨。副指导员沈和生同志，也是代理指导员。队里还有两位技术员和一位事务长，共五个干部。另外，还有三位（68届毕业）下放锻炼的大学生，算是准干部。
那时军队的干部任免制度不够健全。我们的队领导以副代正，还要长期在外单独执行任务。他们是不计名利地位的干部，他们是有政治觉悟的军人，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要求。
中等身材、不苟言笑、脸型瘦削、与《南征北战》电影中高营长的银幕形象有几分神似的李代队长，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五十年代从河北农村入伍的他，直到1973年转业时，也没有去掉个“副”字。他的军政素质早已超过现任职务。这，就是他至今仍受到我尊敬的原因。
一到队里，就感觉伙食不错，比新兵连好得多，原来是有勘测补助的缘故，这可是国务院专项下拨的野外勘测补助（内地：0.4元/人.天；高原：0.8元/人.天）。当然，在成都是没有勘测补助的。
队领导组织我们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毛主席著作，安排“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谈学习“老三篇”的体会。号召大家响应林（彪）副主席的号召，为创造“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而奋斗。那时，部队不搞立功受奖活动，争当“五好战士”成为个人奋斗、争取进步的目标之一。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也是一项政治活动。林彪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题词，成为我们的行动准则。
“文革”以来，部队开展的毛主席著作天天读活动（简称“天天读”），就是每天上午开始上班时，读毛主席的著作一小时，然后才开始工作。这个规定是总政的要求,天天不变，雷打不动，我们当然坚持得最好。大家相互监督，谁也不敢做别的事情。
为配合阶级教育，队领导还组织我们去参观西南民族学院的“阶级教育展览”，这是该院办的一个大型展览。那里展出了解放前广大西藏农奴受到奴隶主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活证，也留下了解放前彝族人民受到奴隶主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证据。一副副枷锁，一张张人皮，一块块人骨头，让我们见证了奴隶制社会灭绝人性的统治和残暴的奴隶主杀奴隶的罪证。使那时的我们加深了阶级仇、民族恨，坚定了为无产阶级奋斗一生的信念。
后勤部机关家属和民族学院的中学生业余搞庆“九大”宣传演出，缺少乐器伴奏。我们勘测队有大学生，还有乐器爱好者，于是队里按照后勤部政治处的要求，组织罗贤能、刘石合、刘正明和我等几人，成立了乐器伴奏队。我那蹩脚的二胡水平，也滥竽充数了一番。这是个政治任务，也是参与政治、感受政治氛围的活动。
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每个革命战士的天职。我虽然有点五音不全，却自幼喜欢唱歌。在那种环境下，自然听会了许多首歌曲，加上新兵连学的，有几十首之多。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首《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就是那时学唱的。我还跟大学生们学唱革命现代京剧的唱段。入伍前，我也曾参加过生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活动呢。歌声反映时代精神，激励斗志，给人留下终生的印记。
1969年3月初以来，苏联军队挑起的边界冲突不断升级，悍然对我国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我人民解放军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中国政府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抗议声明。顿时，全国的游行示威活动，声势浩大,规模空前。“打倒新沙皇”、“打倒苏修叛徒集团”的口号声，响遍全国。这场战争不久便平息了，但这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到了最冷时期。军队作为保卫国家的重要工具，自然是极其敏感的。上街游行、看专场电影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向毛主席表忠心活动，向“帝、修、反”讨还血债的声讨
大会，在军营里展开。采用写请战书、应战书的形式，是军人
向党和国家表示态度的主要方式。以实际行动庆祝“九大”的
召开，也是一项政治任务。
那时看不到电视，个人没有也买不起收音机，业余文化生活就是开展谈心活动以及看电影、看演出，只有周六晚上和周日才可以打扑克。（体育学院的运动场成为停车场，体育活动也不普及。）电影、庆祝和慰问演出几乎每周都有，国内电影大多不能放映，说它有政治问题，只有像《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等少数影片可以放映，还有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也经常看。这些电影，加上后来的日子，我们都看了几十遍,因为参加集体活动，没病是不允许请假的。由于看的次数多，电影中的台词能背诵，演员还没有开口，就知道下面要说什么话。一些歌曲是多次看电影听会的，如《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等。
那时，在军营里、学院内，晚上放电影的消息，是当成好消息传播的。谁能最先知道这一消息并尽快与别人分享，是一种快乐。一些小孩学生，为了占位，下午就将椅子和凳子摆放在露天电影场。不管它放什么影片，有电影看就行。可以想象，在那个文化匮乏、媒体不发达的年代，没有电影看会是什么滋味？感谢无私奉献的电影工作者，为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增添了精神食粮。这，大概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普惠之一。
按照后勤部的安排，勘测队将要去西藏执行一项重要的战备任务。队里安排我们协助司务长，采购器材、给养，搬运、装车。一麻袋大米是200市斤，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扛这么重的东西。这也是重大行动前的物质准备。
为了加强领导，完满完成任务，上级临时调来谢贤斌副指导员，还从空军医院借调刘强耀医生随队，又从高炮某师测量班借调3人到我队工作。后勤部制药厂派了3人随队去西藏采药。
留守人员是：保管员杜相九,有病的技术员王盛兆和身体欠佳的新兵叶根元同志。
第三节 高原情怀
1969年4月30日，在普天同庆“九大”胜利闭幕的日子里，我们勘测队几十人的队伍，加上勘测设施和给养，在汽车连的配合下，分乘九辆解放牌汽车，沿着川藏公路，向西藏高原进发了。我们车队的规模，比起陆军运输团几十上百辆汽车的车队来，是小巫见大巫，可比起地方运输公司的车队，也算是中等规模了。
川藏公路每隔一二百公里有一个兵站。我们车队中午经过雅安兵站午餐，晚上就宿营在二郎山下的新沟兵站。
兵站住的宿舍是大房通铺，吃的分大、中、小三种灶别。普通士兵都吃“大灶”，因为我们有勘测补助，就吃“中灶”，这就使我们觉得高人一等了。能有两个炒菜和两个凉菜（油炸花生米、凉拌海带之类）吃，是大多数人求之不得的。只有首长才吃“小灶”，这是当时军队供给标准决定的。如果要直观来比，现在部队的士兵伙食，远已超过那时的“中灶”水平。而那时，几百万士兵吃的可是“大灶”，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兵的幸运。
闻名全国、海拔3,434多米的二郎山，是四川盆地西域的一座高山。她，峰峦叠翠，林海茫茫。穿行在茂密层林中的川藏公路，是只有一条车道的上坡砂石路，它，弯弯曲曲、盘山而行，给人以原始、异境的感觉。用自己的背包当凳子，坐在时速三四十公里、正在爬山的敞篷汽车上，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几十公里外的贡嘎山依稀可见，它的海拔是：7,556米）
我，开始浮想。车上的十几位战友，有的瞌睡，有人闲谈，还有的观山景，观天空的彩云、飞机和鸟儿……更多的是别家的愁绪，离乡越来越远的无奈。
穿上军装两个多月了，又经过系统的政治教育，我们知道了为谁当兵，为谁保国防。可是，到了现实中，怎么就对不上了呢？这是我和一些人不能对别人说的实际心情，不管你是新兵还是老兵。虽然20岁上下，没有出过远门、从农村来的青年，这时有点“活思想”不足为奇。但是，也是不能过多、随便吐露的，因为，它可能影响自己的进步。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
今天，说到想家，我想起从书上看到的一个故事：在文革中，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1955年的中将军衔）同志，有一次下边疆部队检查工作。在一个哨位上，一位持枪的战士正在站岗，司令员走近哨兵，亲切地对战士说：“小鬼，你好！想家吗？”战士立正注目司令员：“报告首长，不想家！”他听后有些不悦，悄声说：“屁话，谁能不想家！”……这是司令员对那说假话年代的鄙视。
啊！翻过了二郎山山顶，汽车行使了一段漫长的下坡路，到达大渡河边的泸定兵站，仰望已久的泸定桥到了。
泸定桥坐落在泸定县城的大渡河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桥建成于1706年。刻有康熙御笔“泸定桥”三字的石碑，立于桥头。桥长103米，宽3米。两岸桥头堡为木结构古建筑，风貌独特，为我国独有。自清朝以来，该桥为四川入藏的重要通道和军事要津。1935年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这里飞夺泸定桥而使该桥闻名中外。
午餐后，我们步行来到泸定桥头。我极目向大渡河望去：深深的河床，青青的河水，湍急的水流；凝望对岸桥头堡，在阳光照射下，山水楼阁，浑然一体，好一派山光水色映入我的眼帘！
我沿着中间铺了木板、左右摇晃的铁索桥刚走几步，有恐高症又没有扶住两边铁索的我，吓得急忙蹬下，差点儿趴在桥上，不敢再前行一步，真叫人胆寒！我更加敬佩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为能亲眼目睹、体验这一著名纪念地而自豪。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瞻仰著名纪念地。
我多想背枪在这里留一张影啊。无奈部队集体行动，没有时间照相。
车队过了泸定，开始进入高原地区。为了适应高原生活，我们在康定兵站休息一天。那时的康定城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
我不能忘记的是新都桥兵站。那天中午在该兵站就餐，我却因高原反应，下车后就躺在兵站食堂的长凳上，直到开车时才上车。没有吃饭，没有吸氧，身体难受，只能忍了。刘医生和卫生员向学习没特意来看我，他们可能是怕我恐慌。在那时，这本是个没有多少药物治疗的病状，何况有高原反应的也不止我一人。
在这困难的时刻，如果想想十几年前，在这里修建川藏公路的筑路部队老大哥们，我们可比他们幸运多了。我没有心情去想那些。
为进出藏部队食宿服务的兵站陆军老大哥（在军内，各兵种之间互相称对方为老大哥），和其他边防部队一样，常年战斗、生活在高原，他们扎根边疆献身边疆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他们那黑红的脸上和略显老态的举止间，可以看出经过了多少风霜雨雪。此时此刻的我，是肃然起敬。
为表示对兵站官兵的敬意，每到一个兵站，顾不上旅途劳累和高原反应，我和全体合唱队员，表演节目，以示慰问。
兵站官兵，各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能抽出时间看演出的人，其实也不多。
个头较矮、江苏人、穿着褪色羔羊皮大衣，手拿指挥棒的沈代指导员，精神抖擞地指挥我们高唱革命歌曲。他那夸张的指挥动作，虽不专业，却表演得精、气、神到位，博得了兵站官兵会心的微笑。这是一幕没有舞台的合唱，这是一次心灵交换的歌会，这是一场观众少于演员的演出。
经过雅江和理塘，两天的行军又过去了，车队在平坦的高原上慢慢爬行，汽车也有高原反应（能效降低）。为使官兵慢慢适应高原生活，全队在巴塘兵站又休整两天。
巴塘兵站在南北走向的金沙江东岸，江对面就是西藏。这里水草丰茂，生态较好。江边出产一种红苹果，它的味道不及北方苹果好吃。想想看，海拔3,000多米，能有苹果吃，已经不容易了。经过两天适用休整，大家的旅途疲劳得到消除，高原反应有所减轻，这为进入更高海拔地区作好了身体上的准备。
车队跨过金沙江大桥，行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上。
四、五月的西藏，大地尚未完全苏醒。光秃的山头和平坦的草原上，满目是一片黄色荒漠，远处的雪山上出现冰雪消融的景况。时有野生动物出没的原野上，看不到人烟，看不到树木，只有靠近河谷地带的少数地区，才有森林出现，汽车行驶半天，常常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望见在草地上骑着马、穿黑色藏袍的藏民，多是些生意人。
经过芒康一带，我的高原反应更为严重，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那种感觉实在特别、难忘。直到今天，还不时做那种“憋气”的梦。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左贡是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最后一个兵站。那晚站岗时的情景我还记得：瑟缩的寒风，凉透了我穿着皮大衣、皮帽子和大头皮鞋的身子，空气中弥漫着牛粪燃烧后的特殊气味，还有那山涧的流水声和远处的狗吠声，此起彼伏，森严可怖。我紧握着半自动步枪，随时准备将子弹推上膛……
5月9日，是离开成都的第九天。午餐后，我们告别左贡兵站，经过帮达（八宿县辖），继续往昌都市方向行驶30多公里，到达川藏公路58道班旁边的一个边防哨所，汽车就停在哨所与山边一片光秃的草地上。这里就是我们将要工作、生存7个月，我梦魂萦绕、终生难忘的地方——我把它叫做帮达营地。
西藏的帮达草原在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东部，是中国五大牧区草原之一。它长数十公里，宽几公里至十几公里。我们营地处在草原北侧。
在58道班东面约3公里处，由北向南流的玉曲河（怒江之流）处在草原东边，南北走向的川藏公路在草原西边。玉曲河和川藏公路之间一大片西高东低的台地，就是我们将要勘测机场的位置，它的平均海拔是4,330多米。这里离成都和去拉萨都是一千五六百公里。我们将在这块荒无人烟的草原上，勘测描绘首批图纸。
帮达机场的名字是后来才有的。其实，论行政区域，应该叫八宿机场，但帮达草原比八宿名气大。全世界都知道讲名气效应。
在队长的安排下，我们开始在哨所后面的草地上搭帐篷。帐篷有大房间式棉帐篷和小型单帐篷两种。我们组8人，就住在这种5米见方、用一层帆布做的小型尖顶单帐篷里。草黄色的军用帐篷，是中间用一根木柱支撑，四角有矮柱，拉上铁丝，外边挖点土压住帆布搭成的。将几个帐篷围成一个“院”，院中间用木桩和木板钉几条固定的长凳子，算是吃饭和开会的地方。我们的伙房就利用哨所(干打垒)墙壁用木板搭建。我们新修的厕所，是在帐篷后面靠近山边挖一个大坑，搭上木板即成。
黄昏时分，我们搭好帐篷，并安置好了行军床。炊事组做好了晚餐：一大锅加有猪肉罐头的面条，就是我们到帮达营地的第一顿晚餐。
当晚，我们第一次睡在与天只隔一层帆布的帐篷里。行军床上垫的是羊毛毡和棉褥，盖的是军被、毛毯、皮大衣和棉衣棉裤。温暖安睡的我，没有更多的想往，不时还听到战友安稳的鼾声。
八张只有五六十公分宽的折叠帆布行军床，在帐篷四角各摆一张，床靠床又摆四张，使床与床之间的距离只有约50公分。帐篷中门进去唯一的过道约7-80公分宽，过道顶头上挂着毛主席像，是我们天天做“早请示、晚汇报”的地方。帐篷成了我们8人饮食起居的场所，行军床就是我们的桌椅，蜡烛和手电筒就是我们的照明设备，这和当兵前在家乡点煤油灯、打手电筒的情形差不多。谁也没料到，我们在这帐篷里，一住就是200多天。
经过几天的安家休整，队里召开了动员大会。队领导说，这是军委空军交给我们的战备任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建设的工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批示:“……要把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跑道最长的机场建设好。”（至今，帮达机场依然保持这两项“世界之最”。）
上级要求我们尽快完成机场勘测任务，为下一步机场设计、
施工提供详实有用的资料。这就是我们队的光荣任务和神圣使命！
我们测量一组有八人：组长马代贵同志，1966年入伍，四川绵竹人，是位还没有入团的老兵（后期在帮达入团）；副组长是从某高炮师借调来的马均益同志，是1968年从陕西山阳入伍的战士；出生在湖北洪湖的罗贤能同志，是下放锻炼的大学生，他是我组的技术负责人。他身材魁梧高大，国字脸型，英俊帅气，我们都叫他老罗，也开玩笑叫他罗长子。他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大地测量系，是一位有才华的大学生。组里还有五位新兵：黄泽贤、陈金树、谢武权、彭正国和我。我和金树同志床靠床睡；个头不高的黄泽贤同志是我们新兵连唯一的共产党员；谢武权同志入伍前是位生产能手。他们三位都比我大一两岁，17岁的彭正国同志在全组年龄最小。我们共同战斗生活，共同见证了那段难忘的帐篷生活。除了正国战友和组长、副组长外，我们四人后来当了干部。老罗任技术员后，又当了副教导员。现在看来，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是幸运的，他们对于我的成长起了感化作用。
（注：退伍回乡的彭正国同志于2011年1月因高血压中风后去世，享年59岁；黄泽贤同志提干参加“抗美援老”后，复原回乡，不幸于2018年6月因车祸去世，想年71岁。）
有一次，在矮小的帐篷里，我和老罗闲谈时，我俩争论武汉和长沙哪个城市大的问题。我说长沙大过武汉，老罗不同意，说武汉比长沙大多了。在一旁的金树同志也赞成我的看法。没有见过世面的我和金树同志，是一种无知和家乡观念使然，也反映那个时代，我们的知识层面。
三位队领导不是搞勘测出身，他们是政治和军事领导。三位大学生自然成了技术骨干。
中专毕业、来自上海、30多岁、头已谢顶的穆祖培技术员负责全队技术工作。他幽默时，分寸掌握不好，常用动作和新兵开玩笑，惹得大家背后骂他穆光头。他有时为队里的业余生活添了幽默气氛。
司务长刘良海同志，瘦高个儿，1964年从四川入伍。他为改善队里的伙食，常常上山打野兔，由于枪法差，兔子狡猾，满山遍野的兔子，一天难有几只进账。兔肉比起那些罐头之类来，那可是难得的美味。（前任司务长蔡盘林同志（上海人）因经济问题进了在西昌的成指五七干校，后转业在梁平县工作；刘良海后来也因贪污错误被查。）
测量二组组长是乔天云同志，大学生刘石合同志在该组工作。大学生胡金煜同志在测量三组，组长为朱明全同志。测量四组组长杨光三，66年入伍、广东遂溪人，他是一位高中生，在那时，也算个知识分子。表哥汪耀泉同志也在四组工作。物探组长徐世才同志是66年入伍的四川绵竹人，周光祥、宁胜武同志在该组工作。炊事组组长乔天权是乔天云的弟弟，同胞兄弟同入伍又分到同一个连队，也是难得。长个娃娃脸、笑眯着单眼皮、只有18岁的向学习同志，1968年入伍、陕西山阳人，是我队的卫生员，他也曾是我们新兵连的卫生员。和善而沉稳、长有落腮胡的郭万友同志是65年从四川入伍的老兵，他是我队仅有一台解放牌汽车的司机。他保证了全队几个月工作、生活的行车安全，是有成绩的。
紧张的工作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踏勘和测净空；第二阶段是地形测量；第三阶段是打方格网和大比例测量。每个阶段的时间是一至两个月。
开始踏勘时，我们组要去选点“插花杆”。驻地附近有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老罗带领我们三个新兵去插花杆。我的两位战友年长过我，他们爬在我前面。我这个刚从中学校门出来、缺少体能锻炼的人，只有和老罗爬在后面。这种体力差距，使我不安，因为我是个不肯服输的人。
组里测图时，老罗掌图板并观察仪器，组长、副组长为记录人，新兵就跑标尺。标尺有两种，一种是视距尺，一种是踏尺。打开4米长、折叠成两米长的尺子，扛在肩上不重不轻，有几公斤重；换测站要背经纬仪、扛三脚架，有十来公斤重。我为什么说到重量，因为刚到高原上生活，空手行走都喘不过气来。
我们每天由汽车送到测量地点，中午送饭或者带点干粮。伙房用富强粉加鸡蛋粉一起炸的油饼，金黄油亮，酥软可口，令人垂涎。可是，作为干粮带到野外，加上军用水壶里的凉开水，吃下去，常引起腹泻。在高原上，一些小病，也常几天不愈。
7月21日中午，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日子。我组在玉曲河桥头的一个测站工作，午餐吃干粮时，老罗说，想将河心岛的地形也测量一下。可是怎么过河呢，我寻思着。吃完干粮，我扛起踏尺，向河下游走去。我试图寻找涉水过河的位置，这是我跑标尺应思考的问题。
我来到离测站约2公里外的一段河流拐弯处，这里水面不宽，看上去水又不深，水流也不急，应该可以走过去。我脱下衣裤，用皮带捆成一包，一手拿踏尺，一手拿衣服包，准备涉水过河。我想，凭着我在农村也干过农活的经历，应该不在话下。谁知，由于我的经验不足，判断失误，这一失误差点性命不保！
我下河后，开始走了几米远，感觉水冰凉，虽然不深，但继续走时，水下很急的水流有点站不稳。我想返回，已身不由己，水没过腰后，就完全不由自主了。双手举过肩的衣服和踏尺给我站稳增加了困难，在这无可奈何的时刻，只有丢弃踏尺。眼看着价值不菲的踏尺——这可是我的武器啊,顺水漂走了，我心里一阵痛悔。没有了踏尺，负担减轻了，我仍试图用一只手游过对岸，哪怕衣服打湿了也不放手，可是水越来越急。我这时才知道那是一个大回水弯，我的脚已经无法站立，我已漂在水中，不丢弃衣服已经不行了。本不会游泳，又没有人在岸上指点的我，这时感到了真正的无奈。当我丢弃衣服时，我已经吃了几口水了。逆着水流方向拼命地划水，可就是不能前行，我想这下完了，听天由命吧。在挣扎几分钟之后，没有半点力气的我在试图几次站立没成功时，猛然感到脚下有砂石，我心中一喜，往前几步，这才站立在河中间，不能前进也不敢返回。这时，我拼命呼喊在远处测站上的人。他们隐约听到喊声，用经纬仪观看到赤身站在水中的我。组长马代贵同志急忙跑过来，会水的他，脱下自己的衣服，游到河中，将我拉回河岸边。他将自己的外衣裤给我穿上，自己穿着单衣，把吓得瘫软的我背回两三里外的驻地。
因为吓着了，我在床上躺了一整天。队领导给我送来最好的食品——一罐苹果罐头，表示慰问，这可是难得吃到的美食。
这次事故造成丢失踏尺一根，个人损失棉工作服一套，另有绒裤、内衣、肩垫、胶鞋等。还有一个钱包，内有人民币16.7元；还有成都的购物工资卷2张、总政语录像章一套和寄信邮票数张。这可是我在西藏的全部积蓄。(第一年新兵的津贴费是6元/月，到高原每月另补贴4元)
这次事故没有追究我丢失踏尺（100多元）的责任。如果追究，身无分文的我，也赔不起。老罗在队务会上曾提出应补回我那十几元的损失，没有被采纳。丢失的衣服后来补发给了我。
马组长的救危举动我终身没能忘记，老罗的同情之心我也领了，队领导也有他的难处，我没有怨言，只有感激。这事给我的教训是深刻的，他告诉我办事应考虑因果，不可莽撞，不可个人意气用事。至于要“尊重自然、珍惜生命”，那是现在的说法。
差点酿成“7.21”事故——我的这个“壮举”，虽然没给队领导带来麻烦，也没有给自己留下终生遗憾，在那个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也没什么不妥，但我的莽撞蛮干行为是不被提倡的。因此，队里采取不宣扬也不批评的做法，现在看来，也是适当的。我后来的进步也说明，队领导没有对我产生消极印象。
机场的中轴线，是一条长度要求精确的基线，有6,300多米长。那时没有激光测距仪，而用当时的经纬仪进行视距测量误差过大，不能作为精确计算长度的基线。因此，只有人工丈量这种办法。
我们两个组共同完成这项工作。首先，要用花杆来通视。我们用几十根花杆，将它绑成二三十米长的大花杆。直立后，用铅丝分几层、在四周斜拉住大花杆固定。丈量时，用经纬仪从中间（3,000多米处）观测大花杆，指挥打直线上的木桩。
在丈量时，要采用检验过的钢尺(长15米)，两头用弹簧秤同时各拉至15公斤力，当喊：“预备……好”时，两头的读数人，立刻记下尺子在木桩顶上的钉子眼在某一边沿的读数，尔后分别报给记录人，然后再重复量一次。记录人将两次读数长度结果比较，误差小于0.2毫米，才能成为有效数字记录下来，误差大于0.2毫米的，要重量一次。
这是一项需要5个人同时配合才能完成的工作。它难的是，要求两次量的长度误差不得大于0.2毫米。钢尺最小读数是1毫米，1毫米要分成五份来估读。它需要两个读数人配合默契，也要求拉尺人用力均匀，动作准确，一次成功。因为，十几米长的钢尺用力不均匀、不同步会影响读数精度，而估读不准确，误差就会超标。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重新量两次，而不是一次。
开始，两位读数人试了几次，总是误差超标，又换其他人也不理想。后来，是我和刘石合同志协调较好，从而一拍即合。因此，我和老刘完成了6,300多米长的基线丈量的读数任务。
6,300多米长，每隔14米左右就有一个木桩。因为木桩很矮，每读一次就得扒一次地下，只能近距离才能读准。好在厚厚的棉工作服，挡住了硬草茬对身体的伤害。遇到河沟洼地还要加桩或加三角架来量尺。我算了一下，共有500多个木桩，每人就要爬地500多次，读2,000多个数据。我们花了两三天才圆满完成这项工作，受到队领导和技术员的肯定。
满口家乡话的刘石合同志，湖南湘乡人，是和老罗同校、同专业和同时毕业的同学。他身材不高，机敏、聪明，业务娴熟，是一位难得的技术骨干。
大学生胡金煜同志是福建人，他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测绘专业。身材魁梧、性格温和、慈眉善目、业务娴熟和言语不多的他，是个不惹事生非的人。
为了设计计算土方需要，接下来是要打方格网。我们在整个机场几平方公里草地上，每隔40×40米交叉点上打上木桩，工作量很大。因为，算起来有几万根的木桩，都是我们用方木条锯断，一根根砍尖后打入地下的。打完方格网，还要测方格网的水准和1：10,000的地形图。
至此，我们已知道了机场勘测的主要工作和程序，即选点、基线丈量、经纬仪测距、平差计算、打方格网、水准测量、地形图测量、地质勘探和水文调查等。
对我们来说，几个阶段就是几场战斗。每个阶段开始时，队里都要开动员会，发点好吃的，如桔子罐头，白糖，水果糖等。
老罗在帐篷里搞平差计算，操作手摇计算机连续发出的“嚓、嚓、嚓”声和间断的“叮咚”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在那工作繁忙的日子里，队领导仍不忘对我们的政治教育和业务学习。首先，工作再忙，我们的“天天读”活动不间断，不打折扣。这一个小时，只能读毛主席的原著（每人发了一本厚厚的精装《毛泽东选集》），不可以开会，写心得笔记等。一次，黄泽贤、谢武权同志天不亮就去几十公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插花杆。他俩天黑返回时在山边等汽车，仍没有忘记补“天天读”，汽车将他俩接回驻地已是半夜时分。
每当有重要新闻，队里都要集中听收音机。那时，队里有一台100多元的多波段收音机，这可是贵重物品。虽然讯号不好，杂音很大，但能听到北京中央的声音，很是难得。我们经常在晚上8点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时间，集中收听广播。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的消息就是队里集中组织收听到的。
在帐篷里做“早请示、晚汇报”也是不能打折扣的，它的程序还是：每天早上起来和晚上临睡前，洗漱完毕，整理完军容风纪，右手拿着《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立正站在各自床头，由组长领颂：
一、“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全体高举红宝书，前后摆动、齐声同颂：）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领颂：“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
（全体高举红宝书，前后摆动、齐声同颂：）
“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二、“学习最高指示”：
齐朗诵某一段毛主席语录，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唱《东方红》”：（齐唱）
我们把这个程序习惯称为做“三件事”。
从新兵连开始坚持写日记的我，就想把帮达的日子记录下来。到西藏后，由于工作忙，白天没时间，晚上帐篷内只点一支蜡烛，不方便，没有坚持下来。再后来每月写一篇小结，也没坚持好。这是我的一个损失。
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乔天云同志，以五好战士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军委空军第四次党代会回来，向全队传达了党代会盛况：在党代会结束时，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当传达到毛主席神采奕奕、穿着白底布鞋在主席台上向全体代表挥手致意时，全队人员心情激动。杨光三同志带头领着我们高呼：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毛主席万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
有一天，李代队长在伙房的泔水桶里发现两个吃剩的白馒头，这是用富强粉（在成都，只供应老红军）做的，丢弃实在可惜。出生贫苦农民家庭的李代队长，马上召集全队集合。他手拿馒头，进行了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后，号召丢馒头的人主动出来承认错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吭气。经过一阵紧张的沉默后，一位战友站起来报告说，“队长，馒头是我丢的”。大家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也佩服他承认错误的勇气。原来，他是在我队搭伙的制药厂新兵，也是同乡战友。队长表扬他主动承认错误的态度，批评了丢馒头的错误行为。要求散会后开组务会，每人都要谈认识。从此，没有人敢轻易丢馒头了。
敢于在那种场合承认错误是一种勇气，也是他改正错误的开端。老实说，要是我丢馒头，可能没这种勇气，因为我把面子看得重要些。
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对艰苦朴素教育是容易接受的。瘦削身材、园型脸的陈金树同志，入伍前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他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我曾见到他捡大家丢弃的牙膏皮。只能卖1分钱一只的牙膏皮虽然算不了什么，但这种节俭精神是从雷锋同志那里学来的。他努力工作学习，进步快，第一个入党和提干，还当了多年勘测队的副队长（后来为营级建制）。
队里也组织技术人员给我们上课，讲测量的基本知识。
为了跑好标尺，准确把握每个测点的距离，我在驻地用皮尺量了100米距离，用走平常步、大步、特大步来粗算100米的步数。经过实走，得出走平常步140步为100米，误差只有2米上下。我还发现，走平常步误差较小。心里有了这个步数的底，测量时，就可以根据技术员的距离要求“跑标尺”了。因为这有一个比例问题：1：1,000的地形图，图上的1毫米是地面上的1米；而1：10,000的地形图，图上的1毫米是地面上的10米。跑标尺需按比例把地形地物“跑”出来。
在测平面地形图时，我用视距尺跑出的每一个点，标在平板图上，距离得当，整齐美观，因而受到老罗的表扬，他希望其它人学我的方法。
艰苦的工作环境，业余时间没有多少文体活动，虽然有时能听到帐篷里的歌声以及刘石合同志弹吉他的声音，然而，次数太少。队里利用“八.一”和“十.一”，开展文娱活动，这是当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是政治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八.一”节时，我队在露天草地上开了文娱晚会，58道班的男女藏族工人也来了，他们围成一圈和我们一起跳舞，以表达他们对解放军的热爱和建军节的庆贺。国庆节前，我们在工作之余排练了文艺节目，以表达对建国20周年大庆的庆贺。
我组在国庆晚会上表演的节目是老罗创作的对口词，由他安排我和金树同志上台表演。至今，我还能记得起这个反映当时社会背景和战士心声的对口词：
甲：蓝天万里
乙：霞光满天
甲：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乙：走过了二十个光辉的年头
甲：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乙：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成就
甲：举世闻名的文化大革命
乙：产生了无比的物质力量
甲：“九大”的光辉旗帜
乙：永远、永远飘扬
甲：在这大喜大庆的日子里
乙：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合：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甲：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
合：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甲：我们心潮澎湃
乙：我们激情满怀
甲：身在高原望北京
乙：心怀朝阳心里暖
甲：在这大喜大庆的日子里
合：让我们纵情欢呼，让我们放声歌唱
甲：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乙：歌唱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甲：高颂伟大舵手毛主席
乙：高颂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
甲：我们伟大的祖国
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
甲：我们伟大的祖国
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昌盛
甲：一切归功于毛主席
乙：一切归功我们光荣的党
甲：我们是毛主席的勘测兵
乙：我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甲：我们朝气蓬勃
乙：我们斗志正旺
甲：一不怕苦
乙：二不怕死
甲：战雪山
乙：斗草原
合：不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战备任务，我们决不回还
甲：任凭大雨倾盆
乙：任凭飞雪盖顶
甲：任凭“玉曲”激流险滩
乙：任凭海拔四千三
甲：战疾风
乙：斗恶浪
甲：千难万险无阻挡
乙：洒热血
甲：写春秋
合：以实际行动庆祝伟大的二十周年国庆！紧跟毛主席，直到永远、永远！
我们的表演虽不精彩，但这种豪迈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确实鼓舞着我和我的战友们努力地工作、奋斗。正如老罗在诗句中写的：“练兵饥餐沙皇肉，战斗渴饮苏修血……勘测战士何惧苦，风雪高原只等闲。”
在我们驻地露天会场上，我队请某雷达团的丁政委传达党的“九大”会议精神，称“九大”是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同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说：“要准备打仗”，林（彪）副主席说：“已经闻到火药味了”。
我们正在落实的战备勘测任务，就和打倒“帝、修、反”联系在一起。因此，每个人都是不敢懈怠的。
初夏，帮达的水草开始披绿。我们得到社情通报，150公里外的昌都市（当时称为西藏第二大城市），造反派还在搞武斗，又听说帮达附近有造反派组织，抢了部队的枪。本来我队自带枪支很少，为了安全，又去附近雷达站借来一些枪支。这下，有了枪又怕坏人来抢。队里只好将子弹用罐头盒封好埋地保存。
时刻保持战备的姿态，牢固树立敌情观念，是队领导经常抓的工作。有一天半夜，队里搞紧急集合。副指导员谢贤斌用罐头盒装入炸药雷管，在帐篷后面点燃，发出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多数人听到了，知道是紧急集合，立即穿衣起床。蒙头而睡的我，没听到爆炸声，是金树同志叫醒我的。这不是我没有敌情观念，而是工作太劳累，睡得太深沉的缘故。
有一次，我们几人和队领导乘车去附近一个雷达站（连级建制）走访。站领导像接待兄弟一样，用他们现做的食品——面粉煎饼，招待队领导和我们。这可是我们到高原吃到的最美味食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要知道，这个雷达站的海拔是5,000多米，生活环境比我们还要苦啊，连吃水都靠汽车从山下运上去。想想他们，我当时的心久久没能平静。
李队长还从该站借来一支“印式”步枪，要来一些子弹，用以壮胆和打野兔之类，以改善伙食。
我们驻地海拔是4,330多米。因为我们是搞测量的，对海拔高程情有独钟。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虽然被生物学家视为生命禁区，它只是西藏高原的平均海拔高度。
由于海拔高的缘故，在这里烧水，摄氏七八十度，水就沸腾了。伙房做饭、炒菜用大高压锅。这种桶状高压锅，锅盖是加活动螺栓固定的，炒菜即是煮菜。
因为八宿和帮达没有街市和给养，那里也无力供应我们的给养，因此，我们吃的大米、面粉、罐头和干菜等全是从成都带去的。我们吃的菜可不差，有猪肉罐头、脱水菜、腊肉、香肠和粉条等。还有，水果罐头、刀豆罐头、鸡蛋粉、花生米、木耳和黄花也有时吃点。这可是内地难以想象的。可就是缺少一种重要食品——新鲜蔬菜。要知道,长期没蔬菜吃，身体缺乏维生素，那种滋味是内地人无法体会到的，很难受啊。（那时高原部队普通士兵还没有复合维生素片服用）我甚至想，那些干肉、干菜和罐头都可以不吃，唯一只想吃点新鲜蔬菜。
“想吃新鲜蔬菜，”成了高原人的共同心声。在这高寒高海拔地区，在当时是无法解决的困难，是一种奢求，是可望不可及的。
我至今还记得猪肉罐头炒脱水菜的味道，以至于后来的许多年，我都怕吃这些食品。在高原地区，人的生理功能发生变化，没有味口，食物不能完全消化吸收，能吃下去就是胜利。所以，领导说，把饭吃好是一项任务。
因为气温较低，在敞开式旱厕所里，没有腐烂和溶解的粪便中，常见到的是没有消化的黑色脱水菜和灰黄色的腊肉皮。
多亏了队领导和刘医生对我们健康的重视，7个多月时间里，队里还没有人生大病要住院治疗。这里也有卫生员向学习同志的一份辛劳。
我们吃的水是从道班旁边那条很深的河里挑来的，它是一条流向玉曲河的冲沟（支流）。这水是从山谷里流出来的雪水，它水流小，算不上清澈，却是无污染的水。早上洗脸都要烧水，我们用200升的汽油桶从中间开个口，在地面挖坑将油桶两头架起来烧水。烧洗脸水是早晨最后一班岗哨兵的任务。
队里没有专职警卫，实行白天不设岗，傍晚到早晨派岗哨，每班岗1.5小时。除了干部和炊事组不站岗外，其余各组人员（包括三位大学生）都轮岗。站岗可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半夜，刚睡热被子又要起来站岗；夜晚气温都在0度上下，等到站完岗时，浑身都凉透了，再回到帐篷里睡觉，好半天都睡不着；大家喜欢站晚上头班岗和早晨最后一班岗，不喜欢站第二和倒数第二班岗，因为站这两班岗几乎是一晚上有三小时以上睡不好觉。大家每天工作十分辛苦，要克服高原反应，还要站岗放哨，这其中的苦，不亲身经历，是体会不到的。
我清楚地记得，端午节那天早上的起床哨声推迟了。原来，帐篷外面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帐篷里透着冰冷的水气。我们天天在野外勘测，中午不回驻地，常常连觉都没睡够。这下，大家可高兴了：今天不用到野外上班。纷纷起来到伙房取些早餐，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吃完后又继续睡觉或搞内业，这可是过了一个休闲的节日。在那每周工作6天的日子里，能有多一次睡懒觉的机会，是一种享受，是苦中作乐的感受。当时的苦乐观就是这样,“苦中乐是真乐”。
我们没有条件与家乡亲人联系，一来是由于保密的需要，二来由于附近没有固定居民，没有邮局可寄信。哨所的军用电话也只有队领导有公事偶尔用一回。因此，我们与外界几乎失去联系。我曾托人寄过信，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收到过回信，其他多数战友也是如此。7个月中，我只收到从58道班转来的一封信，是一个多月前，中学同学汪新辉写给我的，他在信中对我当兵表示祝贺。
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极少见到内地人，偶尔见到的，只是坐在敞篷卡车上一晃而过的进出藏部队男女士兵。我们好似在异国他乡的清教徒。
我们旁边的哨所有三位战士，一个班长，两个士兵。他们负责维护本区段的军用电话线。他们也很忙，甚至很少见到他们。他们长期轮流有一个人在内地休假。哨所和道班是我们仅有的两家邻居。
与哨所隔着那条冲沟的58道班，有一幢正式的平房宿舍，住着道班的10来位藏族工人，他们负责前后20多公里的公路养护任务。他们没有交通工具，上班靠两条腿，中午常在外野炊。工人中有三对是夫妻。班长叫邓平，三十岁左右。他，高高的个儿，黑黑的脸庞，会讲点汉语（类似四川话）。队里搞水文调查，就请他当翻译，通过他们，我也学到了几句藏话，如：“毛主席尺布亚拉索 ”（毛主席万岁）、“萨莫沙”（吃饭没有）等等。
道班的藏族工人非常淳朴、忠厚和友好，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地和我们打招呼，看得出，他们喜爱和信赖解放军。他们吃的是政府供应的糌粑和酥油，还喝青稞酒，吃点牛羊肉。他们将牛羊肉切成条，不放盐挂在道班房檐下风干，吃时放火里煨一下就吃。他们烧的是牛粪。我曾去道班喝过青稞酒，它的味道和四川醪糟差不多。在野外工作时，看到有些老牧民还抽鼻烟。有些人见到我们做手势要烟抽，给一支后很高兴，说着听不懂的可能是感谢的话。这些原住藏民，穿着皮朝外的羊皮大衣，总将右臂裸露在外，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
在帮达草原上，几十公里没有人烟是常见的，我们驻地看到的也只是偶尔见到的游牧民帐篷。这种帐篷，与其说是帐篷，不如说是蚊帐，它又小又黑。他们没有定居一地，常常赶着牛羊迁徙。帮达草原这么大，牛羊不很多。游牧民过着不富裕的生活，为此，我们也没有去买过他们的牛羊来改善生活。
七月的一天，一队牦牛队伍从我们驻地经过，每只牦牛背上驮着两个羊皮口袋。问他们驮的是什么，他们说是青辣椒，准备运到昌都去卖。队领导果断决定：全给他们买下来。这是多么好的新鲜蔬菜啊，湖南、四川人喜出望外，怕辣的北方人也爱吃它。这些辣椒让我们好多天过了蔬菜瘾，太难得了。七个多月的时间里，这是一次真正改善伙食的经历。
为了改善伙食，队里也去山上打猎。打回过黄羊、獐子、野兔和野鸽，还用獐子肉包过一次饺子吃，味道特好。而黄羊肉膻气太重，兔肉、野鸽肉又太少。队里还设法找来炸药，周末用罐头盒装上炸药，到玉曲河里炸鱼，收获可不小。这种像鲶鱼样的鱼，每条一般有两三斤重，吃起来味道可是一般：兴许是没葱姜蒜等调料（伙房唯一调料是固体酱油），也许是高压锅烹饪的原因。这种费力、不安全和违规的捕鱼方式，由于鱼不好吃，只搞两次就停止了。穆技术员到山边采来一种野菜，凉拌吃。这种野菜，外形象宽叶韭菜，吃起来口感还行，可惜数量又稀少。
高原上的野生动物也有特色。草原遍地都是鼠洞，洞内的土被老鼠挖出来堆在洞边，使得地面坑洼不平。解放牌汽车在上面行走只能慢行还感觉颠簸得很。这种老鼠只有1-2两重，遍地都是。当人走过时，它们钻入洞内，人一走，爬出洞口，抬头张望，显得很有灵气。它是在野外能见到的最多的“伙伴”。这些没有尾巴的小精灵，夏天吃草，冬天就只能吃干草茬。此外，雪猪、狐狸、麻雀、野鸽子等，也都是以草为主食，因为没粮食可吃。
这里还有几种中药材，常见的有大黄，一颗有几十斤重。还有雪莲花、虫草、贝母等。此外，“雪山一支蒿”，到处都是。虫草5分钱一根、雪莲花1分钱一朵也没有人去买它。听说一个麝香2-30元，也只有个别干部去买。那是个温饱的年代，对名贵药材无钱向往，也没有多少人把它看得那么重要。
有一次，我们乘车去勘测。在山边草地上，看到两只黄羊。队长在汽车上架起“印式”步枪，对好标尺，连开两枪。黄羊虽受到惊吓，却毫毛未损，仍然往山上跑。它跑得很快，跑一会又停下来看着我们。队长急忙又开枪，还是没打中。原来，它为了生存，只能往山上跑，停下来一会便是喘气。它们大概也有高原反应。
过后分析知道，因为枪的标尺没定对，所以打不中。为什么定不对？因为高原大气洁净无尘，透明度高，看上去的三百米，可能实际上是四五百米，所以标尺定低了。这无形中保护了野生动物，我们也极少吃到黄羊等野味。
在草原的平地和山上，全部都有草皮覆盖。这种黑褐色草皮有2-30公分厚，它很难用铁锨挖开，因为它结实的根系像细铁丝紧密缠绕在一起，看似没有泥土一样。藏民挖成方块用来垒墙、修篱笆。看得出经过日晒雨淋，不腐不烂，这是内地见不到的现象。这里山上没有多少植被，只在一些地方有类似柏树的矮小树木，它多年生长，环境使它无法长高。这些小树的颜色不是绿色，是暗绿。有趣的是，在树旁边多有野兔洞，当野兔中枪时，后腿被打断还往洞内爬，等人气喘吁吁赶到时，它已不见踪影，要想挖开草皮上的洞，用十字镐也很艰难。难怪司务长每天“收获”有限。动物和人一样，为了生存，它每天都面临生死挑战。
捕猎野生动物，在今天看是野蛮行为，但历史地看待这行为，应成为共识。
队里每月要去200百公里外去购买柴火当燃料，这柴火是森林里的松树（解放牌汽车每车20元）。这些长两三米、脸盆粗细的柴火，结疤多，纹理不直。很难用常规方法劈开的，它是一个力气和技巧相结合的活儿。由于不得要领，加上高原反应，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两个人一天下来，也劈不了几根木头，只够烧洗脸水用的。还有大量做饭烧的柴火成了问题。劈柴成了队里的一个困难。
道班的藏族工人看到我们有难处，便主动在星期天来帮我们义务劈柴。只见他们两人各拿一把斧子，面对面，对着两三米长的木头轮翻的劈。一会儿，一根大木头，被劈成薄的长片条。一天下来，有高高的一大堆，足够我们烧一个星期的。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人一脸盆米饭和菜肴，真是辛苦了他们。
在高原上，人只要运动一下，就会喘不过气来，感到气不够用，呼吸道好像被棉花堵住一样，因此，只有超量吸气。而大量的冷空气吸入肺部，又使胸内不适。由于缺氧，有时还出现头部刺疼。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锻炼，喘粗气的状况才有改善。3-40岁的藏族工人师傅比我们这些20来岁的年轻人能劈柴，是因为长期生活在高原的缘故。
帮达的气候也很特别。夏天的最高气温摄氏20来度，晚上10度以下，因此，端午节下大雪也不奇怪。一天之中常有多种天气变化：时而下雨，时而下冰雹，忽而阳光明媚，忽而乌云满天；落在地上的冰雹，比黄豆粒还大。因此，野外勘测防护是很重要的。每年11月开始大雪封山，直到来年3-4月冰雪才开始融化。恶劣天气对人类生活带来困难，对动物是生存的考验。
夏天的草原是美丽的，高原风光更是美不胜收。蔚蓝的天空，常常晴空万里；广袤的草原上，有五颜六色的小花镶嵌；清澈的河水，黝黑的牦牛，白白的羊群；当金色阳光洒向草原时，远处雪山发亮放光，清晰明亮，使人心旷神怡；彩霞漂来，是一幅幅天然的图画。啊，有时天空挂起一道彩虹，那可是高原的人间仙境！
站在我们驻地，可以看到几座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有的山顶终年积雪，有的部分积雪融化，各种颜色的岩石，在太阳照射下，清新壮丽。
7月份，队里开展年中小结——进行半年工作总结。个人初评结果不记档案，只作为年终评比的参考。经过总结，工作中也存在些问题，我没有放弃努力，有一种不服输的念头。
8月初，后勤部修建处万振成副处长（代理处长）率领设计人员到达我队。万处长是一位抗战时期入伍、从事勘测工作多年的领导，他带来了后勤部领导的慰问，他同队里每个人握了手，使我们受到鼓舞。
修建处的工程师们开始在野外选点、定点，进行水文调查，在帐篷里搞现场设计。
万处长返回时，谢武权同志随同回到成都，接替留守在成都的杜相久同志，担任队里的保管员（组长级）。同入伍的曾泽强同志从一组调入我组。
11月中旬，天气已经变冷。在完成了各项勘测任务后，汽车连派来的车队按时来到我队。上午，我们拆除了帐篷及各项搭建，整理装车后，中午吃了最后一顿面条，告别了哨所陆军老大哥和道班工人，踏上了返回成都的旅程。
回来时的心情可不一样，是胜利完成任务的欣慰，是将呼吸到足够氧气的喜悦，大家都期盼着早日回到成都。我组人员穿着皮大衣在左贡兵站的留影，反映了当时的风貌，这是在高原唯一一张还部分跑了光的“135”合影照。车队到泸定桥时，我们一、二组人员在桥上留了一张影。我还和在汽车连开车来接我们的彭瑞其战友，合照了一张未背枪的相。
高原的工作是艰辛的，文化生活是单调乏味的。但是，能够在高海拔地区生存并且完成一项艰巨任务，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和信念驱使。它没有血雨腥风的场景，也没有刀光剑影的画面，它谱写了勘测战士多彩壮丽的人生！谁能说，这不是在战场？！它磨练了我们，使人永生难忘。我们和后来修建机场的万名建设大军（包括藏族民工）共同写就的两个世界之最（海拔最高、跑道最长），至今37年了，还没被打破！它的意义、境界和滋味，是创造世界奇迹的人们的荣耀。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完全描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的高原情结！
军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建造的帮达机场，将永存青史，长留人间！
现在，我自豪地说，我是参与谱写世界之最的万人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提议将帮达机场改为军民两用机场。今天，胡总书记代表西藏人民的愿望实现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高原7个多月平安、圆满完成任务，是上苍的保佑，更是托了党和毛主席的福。
今天，如果有人要问我人生最值得回味的时刻，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他：是终生难忘的帮达岁月！我还要说，假如岁月可以复回，我多想回到那个逝去的年代！
1991年，我与先我转业在湖北洪湖市水电设计院当院长的罗贤能同志通了电话，他也表示要将西藏的日子记录下来。我等待他的佳作问世。